这当然不是赵昺妄言,而是有历史教训的。汉武帝数次征讨匈奴,四代人攒的家底让刘彻一下子就给糟蹋光了,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以获取更多的金钱完成自己的伟业。汉武帝之前,铁盐包括铸钱,都可以私营。民间可以煮盐、打铁买卖农具甚至兵器,当然如果得到官府特许,还可以开采铜矿,开炉铸钱。
现在,这些个挣大钱的事业,都被官家包了。盐的质次价高,反正你也得买,不买没盐吃。至于铁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只有官家一个渠道,买回来的家伙不好使,只好将就。这样一来,国家资本主义告成,钱都直接给刮到官家的府库去了。
酒业原本也是打算国家经营的,但酒这东西,不像盐铁,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营酒业造的酒,质量太差,会没有人买的,没法强迫消费。所以,只能放给民间经营,但是,国家强征酒租,这就是酒榷。这一项,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千,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是针对不动产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它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发者一半。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着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
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开始有大量的鱼,而后,鱼也就没了。于民争利,抢夺民财,利也就没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后,汉朝进入了好长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汉宣帝时,改弦易辙,才稍稍恢复元气。
因此赵昺对于卢世荣的推出的经济改革并不看好,想当年王安石变法是在神宗皇帝的强力支持下推行的,但是仍然阻力重重,导致朝政不断,几度换相。虽一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可神宗一死便无果而终,却引发了持续十数年的党争,经济难以复苏,全仗蔡京搜刮有术才勉力维持,导致国家腐败,民不聊生,可以说是令宋走向衰亡的起点。
卢世荣虽然也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声称“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嘱他“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可谓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赵昺仍不看好,因为其错估了形势,且其的“理财”措施有许多因触犯了富豪势要的利益,根本行不通,何况他又是汉人,在等级地位上比起色目人阿合马又低了一等,使其处于比王安石更不利的地位。
所以赵昺对卢世荣并不看好,忽必烈的统治基础正是这些达官贵人和皇室宗族,关键时刻必定会站在他们一边,反而会将其推出去当替罪羊;另外当下蒙元太子真金已经参与朝政,而他对卢世荣十分厌恶,必定会从中作梗,且其对忽必烈实施的政策多有微词,其夹在中间必定是父子相争的牺牲品。
政治斗争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结果往往是一批人倒下,另一批人随之登上朝堂。这种斗争就像现代的‘化疗’一样不分良恶,将一切全部扑杀。同样政治清洗是以站队为标准的,凡是反对自己的不分良善,即使是当世奇才也会全部被打倒;反之只要支持自己的,哪怕是庸才、恶棍都能得到提拔,登上高位。
而这种结果对于国家的损害极大,不仅政策的频繁变动会造成社会动荡,人才的流矢,也会使国家大伤元气,往往需要多年的整顿才可修复。这也是赵昺不敢以激烈的方式进行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可对于蒙元他倒是乐于看到,甚至十分期待看到忽必烈死后,真金能否顺利继承大统并控制朝政……
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皇子对皇位的争夺都是极为残酷的,而赵昺也清楚蒙元政权统治中国有近百年的历史,其中皇帝的即位大多是依靠武力夺取的,虽然是皇族内部纷争,却非常的惨烈,不足百年的历史中,竟然出现了十多位皇帝,其中原因就是皇帝们多死于对皇位的争夺之中。
而这种争夺却是源自成吉思汗临死前留下的传位设计隐患,其对蒙古传位的方式作出了改变。照蒙古习俗,按幼子继承父业,而年长诸子则分析外出,自谋生计。可其指导思想是:蒙古帝国一定要有能力的人做大汗!但是他绝没有想到,正是他这种强悍想法导致了元朝百年历史中所有皇帝的更换,都循武力流血斗争之途。
蒙古人传位基本遵循兄死弟继,叔死侄承的传统,大汗生前会指定一位继承人,但是这位继承若想登基还需要但是要经过蒙古贵族们参加的“忽里台”大会选举确认的,否则是难以名正言顺的继位,而这也是各方势力的角斗场,往往是伴随着血雨腥风。
自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获得蒙古的统治权以后,就有姚枢、张雄飞等汉臣纷纷建议“建储副以重祚”、“早建储贰”,即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确保汗位继承。忽必烈最终采纳了汉臣的建议,于至元十年二月下诏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三月十三日,派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举行册封仪式。
忽必烈以这种方式自然打破了蒙古传位的旧制,必然引起黄金家族其他成员的不满,这等于剥夺了他们继承汗位的希望,虽然在忽必烈的强势压制下敢怒不敢言,可其死后谁又说的清呢?而真金被立为储君,此刻也早已参与朝政,父子两人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而在赵昺的印象中好像真金并没有登上汗位就早于忽必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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