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皇帝的话让在座的人皆惊讶不已，王应麟和谢枋得自不必言，是当下公认的儒学大家。陈识时与马端临皆是官宦世家出身，父兄也是熟读经史的名儒。即便是倪亮这个粗人也跟着小皇帝当伴读，又拜应节严为师，说不上精通，却也是粗通经义。
不过各人表现又自不同，倪亮关心的人是能否真的飞上天，大洋的另一边是什么样；陈识时和马端临两个年轻人则对陛下所言的浩渺宇宙和太阳的东升西落更感兴趣，缠着陛下问个不休。而王应麟和谢枋得则陷入沉思，考虑陛下话中深意。
两人细想之下，朱熹与陆九渊两人的‘冲突’是有两次，一次是鹅湖之会，另一次白鹿之会。朱、陆两人展开激烈的辩论，让他们间的矛盾公开化。
鹅湖之会发生在淳熙二年春天。时吕祖谦访朱熹至武夷，二人共同读周、张、二程书，编辑《近思录》。后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吕素知朱、陆二人在理学观点上有分歧，意欲调和统一之，所以约陆九龄、陆九渊来鹅湖一会，共同讨论学术问题。陆子寿、陆子静、刘子澄及江浙诸友皆来会，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上，二陆主张“易简工夫”，是以确认先天心性为前提的。表明先确立“心”本体，以心为一切道德价值根源的观点，主张由“明心”而扩展到读书问学的，认为千古圣人只是以心相传，不用传之文字。朱熹则主张通过问学致知的方法，先博览而后归之约。
所以陆九渊更欲与朱熹相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说明他认为朱熹的“支离”，不仅在于方法的不简易，而且在于没有找到道德价值的真正渊源。双方各持己见，陆九龄、陆九渊并赋诗明志，讥讽朱熹格物渐修功夫为“支离”，总不免要泛观。这引起朱熹的不满，双方辩论三天，但观点始终未得到统一。
鹅湖之会以后，朱陆又一次重要的会晤是南康之会。淳熙八年，朱熹知南康军，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习。此次两人争论的主要观点是‘义利之辨’、‘无极与太极之争’、‘阴阳之道’。
陆九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他认为，儒家以义利判君子小人，其核心问题是辨志。人的认识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习染，而习染的结果却决定于你的志向如何。志于“利”者，必被“利”所趋；志于“义”者，则以“义”为行为的准则。
所以为学之要在于立志。他联系到当时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制度谈到：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
陆九渊又以“义利之辨”来讲儒释区别，认为儒释的区别不在于本体的虚无与实有，而在于用这种本体来证明经世或出世的思想。儒家讲人生，讲人道、人事，都是为了“经世”；佛教讲生死、讲轮回，只是为了逃避人生的苦难和烦恼。所以儒家的道德修养即使达到“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的境地，也绝不会与佛教的虚无本体相混同。
听者都十分感动，至有泣下者，朱熹也当即离座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再三表示“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又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将讲义刻于石以作纪念。
关于无极与太极。双方对“太极”的训解不同，其实表现了对“理”的观点，即界定角度不同。朱熹训“极”为“至极”，太极即是“理”的总汇，天地万物的究竟至极；圣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极，无名可名，故特谓之太极。“本然之理”、“不属有无，不落方体”，无名可名，故又称之为“无极”；不言太极，则太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
陆九渊训“极”为“中”，以为“太极”即是“实理”。他以为“理”所讲的是人生日用之理，圣人所瞩目的是如何践履道德，“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不是在名称上兜圈子，所以任何语言文字的雕琢都无益于对“理”的认识。他又指出：“‘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是老氏从始至终的为学宗旨，他用“无极”与“太极”的不同称呼，表明了“理”与“物”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
陆九渊以为阴阳即是形而上之道，它概括了宇宙间一切对立的事物和现象。《易》之为道，一阴一阳而已，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进退、往来、阖辟……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所谓理，不分天人、理欲，乃三极合一之理，人在此理之中而为理的主宰，所以有“阴阳即是形而上者”之说。
朱熹则以阴阳为“形而下”之器，把它看作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所谓始终、晦明、奇耦之属，皆阴阳所为之器，独其所以为是器之理……乃为道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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